2024年6月14日晚，“珞珈政治学论坛”2024年第5期在学院108会议室成功举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杨雪冬作题为“从民主超载到治理超载：现代化逻辑的转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主持，湖北省社科院的王立京老师，本院的吕普生、陈刚、李刚、田可等老师以及校内外3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杨雪冬教授以对“超载”的解释引入，指出赶超型现代化过程中存在超载的现象，然后他借助吉登斯对国家概念的界定，进一步阐释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载问题，即国家作为一种权力的容器所意图实现的目标都超出了其边界。杨雪冬教授强调，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民族国家如列宁所说，“满足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已成为典型的国家形式”。特别是西欧国际体系的建立使得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得以普遍化，于是强国家不仅成为国内社会的追求，也成为国际体系的追求。民族国家作为基础治理单位，具有人民主权、边界清晰、内部统一和分工细化等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就承担了现代化的诸多期待。

杨雪冬教授还指出了先发国家的历时性现代化和后发国家的共时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他强调先发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成功是后发国家模仿赶超的重要激励，但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诸多需要完成的现代化任务不是像先发国家那样依次而至的，而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就产生了超载的压力。新兴国家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共时性挑战，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过程中受到阻碍。简言之，现代化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大众被“发现”并有了对现代化的各种期待，民主也成为解决各种期待的制度性安排，但是国家的回应能力难以满足民主的需求，便出现了民主的超载，且这一现象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克罗齐、亨廷顿和绵贯让治在《民主的危机》中所指出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民主危机。要解决民主超载，需要把握好制度化和群众参与水平之间的平衡。

接着，杨雪冬教授又从民主超载的论述过渡到治理超载的问题。他指出当前所处的时代具有以下特征：全球化、风险社会、加速的时代和自主性等，这些现代性特征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下，出现了权力与政治的分离，即政治由国家把持，但权力已经分散到社会之中。因此，尽管国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丛生，且民族国家是各种问题的首要承担者，但这些治理问题却又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其结果就是治理的超载。治理超载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国家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与治理问题超辖区化之间的矛盾。治理超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对此需要治理体系更加灵活与高效。治理超载不仅仅是治理需求超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承受能力，更是治理体系僵化、碎片化的表现。杨雪冬教授指出，信任侵蚀是治理超载的认识根源，政治参与扩大，但政治信任在下降，越积极参与政治的人，越对制度不信任。

最后，杨雪冬教授提出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当今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着国家权威流散这一威胁。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以实现更加公正、高效的社会治理，应该扩大共同体的范围，发挥多主体的作用，强调国家政治整合的作用，重建政治信任，实现民主与治理的交融。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提问，就讲座中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以及权力下放中的执法权、政党中心主义等同杨雪冬教授进行了交流。杨雪冬教授一一作了回应。他指出，治理超载与制度化的不平衡有关，制度化过度和制度化不足都会导致治理超载。当治理问题都由一个主体即民族国家来解决时，就会出现治理超载问题。他还强调需要重新对政治学的经典议题进行解读，并鼓励同学们多阅读经典著作。

最后，刘伟教授进行了简短总结。他指出，杨雪冬教授通过对政治学相关经典著作的梳理，对现代国家的民主与治理这一政治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其中的思考颇具启发性。刘伟教授认为，民族国家一方面促进了民主和治理，但同时由于其内在的属性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又造成了民主超载和治理超载。在研究民族国家所普遍面临的民主和治理超载问题之外，也需要注意中国情景下相关超载的特殊表现和结构性成因。

本次讲座圆满结束，老师和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对民主超载和治理超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同学们会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反思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为推动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供稿：刘海涛、柴子怡；供图：柴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