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徐湘林教授在我院332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我院副院长张星久教授主持，我院谭君久教授、柳新元教授、储建国教授、刘伟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贺东航教授等参加了报告会。

徐教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一方面“中国崩溃论”却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治理是不良的”论断也大行其道。事实与理论以及评价之间的不一致引发了徐教授的思考，他认为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指数和测量方法存有一定的问题：一是没有进行理论解释，即没有明确说明为何要选择这些指标以及选择这些指标对研究治理状况有何意义;二是数据来自于世界上的30多个民间组织，而这些组织既是非专业的又是受商业目标影响的。

徐教授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贫富分化、发展不均的问题，但是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我们需要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针对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把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直接等同于“国家治理危机”，他认为这些负面现象从实质上讲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治理危机”，而是属于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转型危机”范畴。

他认为学术界所使用的“社会转型”一词中“转型”的英文字源有两个：一是“transition”，一是“transformation”，其中前者强调过渡性和目标不确定性，后者重在说明从一种形态或结构演化为另一种形态或结构，因而，用后者来说明中国的情况才较为合理。“转型危机”指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矛盾突出，人们之间缺乏共识，转型所带来的这些问题是相关各方所不能自我矫正的。当出现大量的冲突和问题，而相关各方又不能自行解决时，国家的干预就是必要的了。然而国家的干预和国家的治理可能是没有效果的，这意味着当“国家治理”能力遇到“转型危机”挑战时，制定新的规则并废除旧的规则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进而来治理“转型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必要的。

最后，徐教授认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六个方面的指标：核心价值体系、决策权威、行政执行能力、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国家社会互动机制，这六个方面形成一个统一的结构，缺一不可，而且这六个指标也不是越强越好，可能会相互抵消，因而不能简单相加，简单地说，六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而又相生相克的关系。

(罗雪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