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做客武汉大学“珞珈政治学论坛”，在学院332会议室作了题为“网络政治传播中的心理因素”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刘伟老师主持。校内外众多老师和同学踊跃参与到本次论坛，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研究员、重庆大学游宇、湖北省社科院李海新、华中师范大学黄月琴、武汉大学朱海英、陈柏奇和曹龙虎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
马得勇教授以“政治传播中的个体心理根源”为主题，先后探讨了“网络政治传播中的心理因素”与“匹配效应：信谣与辟谣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根源”两个议题。其中，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心理因素”议题中，马教授提到“在新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能否起到与以往政治宣传同样的作用”，“面对同样的信息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等问题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基于此，马教授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心理因素进行探讨。马教授指出国外学者在解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时，一般认为其是威权政体或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宣传和动员的结果，即政府需要用民族主义的宣传来提高其合法性和支持度。在这种解释下，合理的推论便是：接触信息频率越高的群体将表现出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可见，单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考虑，无法解释在当代中国接收相同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政府宣传信息的个体却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民族主义态度和行为。
就此，马教授运用网络调查方法，对民族主义这一指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在信息接收与政治态度形成之间，个体的威权人格强弱和左-中-右意识形态立场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使得个体在接收了相同政治信息后（不管是虚构的还是事实的），在影响个体政治态度生成时发挥着关键性影响。具体而言，个体从外部接收到各类信息后，首先受到其威权人格特性的筛选和过滤，经过人格特性的筛选，内含不同政治框架属性的信息会被不同人格特性的个体接受或拒斥。这些经过威权人格处理的信息经过长期的积累，使个体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现实中发生政治或社会事件和舆论热点时，个体将依赖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这些具体事件加以评判和表达看法。
为更好理解上述理论模型，马教授首先在概念测量上界定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情感，而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本国相对于他国的优越性以及对他国的支配感、盲目自信和自负以及对外国人和外国的歧视和蔑视；在数据检验上，马教授主要通过网上调查（问卷网、微信、微博等）对网民的信息接触行为、对社会政治议题的态度、意识形态立场、政府信任、民主观念、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方面进行调查。通过调查，马教授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人格在亚洲处于中间水平，在衡量中国民族主义时主要采取“他国挑衅、武力统一、抵制日货、敌对势力”四个指标，在衡量中国爱国主义时主要采取“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而骄傲”、“每当升国旗奏国歌时我总是觉得这一刻很庄严”、“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三个指标。在做好上述界定和指标分析后，马教授为验证之前的理论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中国网民的政治态度与其威权主义人格和意识形态立场相关。此外，马教授还指出个人的心理因素对社会、政治舆论问题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匹配效应：信谣与辟谣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根源”议题研究中，马得勇教授以“贵州村民谣言”和“乐天总裁谣言”为例，引出研究问题：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或不相信某个谣言？就此，马教授设置了一个只提供谣言信息的问卷组作为控制组。同时，为了观察辟谣的效果，还分别设置另外两个组作为观察组：一组是在两个谣言内容基础上，加上以地方政府或官方媒体出面进行辟谣的内容；另一组是在两个谣言内容基础上加上以专家身份出面辟谣的信息。统计结果显示，在只看谣言内容的群组中，受众相信两个谣言的比例分别为37%和31%。看了谣言后又看了辟谣信息的群组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8%和29%，信谣者比例虽有下降，但幅度不大。这意味着不论辟谣信息是否为权威的或可信的信息源，辟谣并不会完全让谣言消失，谣言的存在与个体的某种特性有关。从而得出结论：人们是否会相信谣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特征与个体所处形势之间匹配与否。
从个体层面对政治谣言的解释，当前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探寻人的记忆规律和信息认知模式为重点的纯心理学研究，另一类是以个体的政治和社会心理特性或政治特性来解释个体对谣言的相信与否。从心理学视角来看，个体处理信息的难度，例如视觉上的认知难度、概念的生疏与否、语言的流利性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精确性的评估，个体会将其容易处理或回想起来的信息作为真实信息来看待。因此，如果谣言或虚假信息在认知上更容易为个体所接受，那么个体会更容易将其视为真实信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党派属性和宗教归属是影响人们相信谣言的重要因素。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个体所接受或相信，纠错信息或辟谣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说服效果，使个体从相信错误信息变为不相信，依赖于个体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所处形势之间的匹配与否，而这种相信虚假信息的匹配效应的心理根源是“动机性怀疑主义”。
基于上述分析，就中国而言，匹配效应存在两种匹配：谣言属性与威权人格的匹配、谣言属性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匹配。关于信谣与否的“匹配效应”，马教授提出以下假设并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假设1：当谣言所包含的政治倾向与个体意识形态立场相同时，个体会更加相信该信息；当谣言所包含的政治倾向与个体意识形态立场相左时，个体会更不愿意相信该信息。假设2：当谣言所包含的框架更亲近于政府时，高威权人格者会更倾向于相信该谣言，低威权人格者会倾向于不相信该谣言；当谣言内含批评和不信任政府的框架信息时，高威权人格者会更倾向于不相信该谣言，低威权人格者会倾向于相信该谣言。在关于辟谣效果的“匹配效应”分析时，马教授也提出相关假设并通过政治计量学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基于意识形态不同，如果辟谣信息内含亲政府框架，那么左派看到辟谣信息后会更容易改变态度，而右派则不易改变态度；如果辟谣信息内含批评或诋毁政府的框架，那么右派看到辟谣信息后会更容易改变态度；而对于无明确意识形态立场者，辟谣效果会更明显；基于威权人格特性不同，表现为高威权人格者面对有利于政府的辟谣信息或者辟谣主体为政府或官方媒体时，其态度改变要比面对不利于政府的辟谣信息时更容易。低威权人格者面对批评政府或不利于政府的辟谣信息时，其态度改变会更容易。最后，马得勇教授指出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流传具有深刻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根源，谣言一旦生成，必会产生影响，辟谣是否有效受到辟谣自身属性、辟谣途径等因素的影响，但辟谣不会完全消除谣言的影响。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要避免公众被虚假信息和谣言轻易误导，新媒体时代的“权威发布”可能不仅要及时，而且要真实、全面、客观和不预设政治立场。
马教授的精彩报告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在交流互动环节，马教授同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同学围绕以下问题与马教授进行交流：除权威的信息来源以外，其他信息来源，对个人政治立场形成所起的作用；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有老师提问网络问卷数据有无进行再抽样？马教授回应道，这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的，做因果推论，这种的便利抽样是可行的，而做描述性结果则用概率性抽样。还有老师提出如果政治谣言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否可以把政府看作一个理性人，她可能会放任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谣言，让民族主义发酵而形成对外交有力的谈判工具……
刘伟老师在总结时指出，马教授的研究是在政治心理学的问题意识下，运用合理的分析框架和可行的网上调查展开的，得出的结论比较令人信服，这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具有很好的示范价值，值得同学们参考或学习。（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汪昱均、刘远雯供稿）
